商震到底还是来到了北地，如果继续待在阎锡山那边，不要说施展抱负的想法无法实现，心情压抑就够受的，受人排挤的滋味不好受啊。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

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

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商震毕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有能力仅仅是成功的一个条件，商震并不具备政治人物应有的素质。

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尝试。

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

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之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

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

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

他没有看到目前国家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国民政府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

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之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之北省主席变成了山之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之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后世商震的离山西而去。

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回到山之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