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双辕车逐渐兴盛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独辀车逐渐演变为双辕车。但这一演变究竟始于何时？文献中不见记载。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晚期。战国晚期墓葬的1号车马坑、(7)GS秦安秦墓中，(8)均发现有驾一马的双辕车。另在HN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卮上也绘有驾一马的车。(9)出土了陶制的双辕牛车模型。(10)这些均可视为是双辕车的滥觞，从而开两汉车制大变革之先河。西汉武帝以前，独辀车尚与双辕车并存，及至西汉中晚期，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辀车。这一变化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壁画上有大量双辕车形象这一点上，可得到证实。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双辕开始仍为上扬曲身的形式，为防止车辕折断，往往在车辕中部到轭軥之间加缚两根木杆，以加固车辕，后来逐渐演变为平直的形式。双辕车的出现，改变了独辀车至少系驾二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国古代车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新阶段。汉车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小车（马车）、大车（牛车）和手推车。“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释名?释车》），源自先秦时的驷马车，只是将单辀变为双辕，其结构也较简单。在汉代，军队的编制除步兵外，骑兵就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武帝时，三次出兵北疆，抗击匈奴，每次仅精骑就达十万之众。大量的马匹被征以为军用，而作为日常乘行的拉车用马则受到严格控制。基于这一社会原因，再欲用驷马拉车便很困难了。所以人们不得不借助改造车的形制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双辕驾一马的小马车，或许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并很快得以普及发展。

在汉代，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又细分为若干种类。结合出土的汉车实物、模型以及形象图，与文献记载对照，现能确认的有：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车、栈车等。

斧车一马拖乘的兵车，因其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故名。出土一辆铜斧车模型，车舆正中插立一柄铜钺斧。(11)斧车因自重减轻，也称轻车。从汉画像砖中的斧车形象看，可乘坐二人。据《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可知斧车只是一种由兵车演化来的仪仗车。官吏出行时，用以壮威仪、明身份。

轺车也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图3）《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其形制渊源于战车。汉初时轺车还是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就是坐在车内也可以随意极目远眺。轺车一般系驾一马，但也有驾二马的。因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因此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马车。

施轓车是由轺车发展来的一**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即輢）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这种呈板状物的“轓”，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舆两侧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因此“轓”又有“屏泥”、“车耳”之称。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坐乘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准“朱左轓”，即将左边车轓髹以红色。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许“朱其两轓”。车前多驾二马。

轩车是汉代供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障蔽。据SD沂南出土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可知轩车的形制与双辕轺车近似，只是舆两侧的障蔽高大，人坐在车中，只能望见前后的景物，而两旁却因遮挡，不能外窥。

軿车一种带帷幔的篷车。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成“四面屏蔽”状。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軿车是妇女乘坐的车。

辎车也是一种双曲辕驾单马的带篷车，其形制和軿车基本相同，略有不同的是车门设在车舆后面，车辕较长，直伸到车舆后边，以供乘者上下时蹬踏之用。它是一种适于长途旅行乘坐的车，既可载行李，夜间又可卧息车中。一般辎车和軿车可并称“辎軿”。辎、軿车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

车是普通的载重货车，也可坐人。（图4）其形制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但挽车的牲畜却是马。它和牛车同属一类，官吏车马出行时，从其后作为行李车，所以在马车中，这种车是比较简陋的。车的模型或形象图，在考古资料中常有发现。东汉墓中出土了一辆铜车模型。(12)其形制更接近牛车。这种车大量为当时地主、商人所用。

栈车栈，又写作轏，是以竹木条编舆的篷车。《说文?木部》载：“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这种车的形制是车舆较长，其上为卷篷（蔑席），前后无挡，双直辕，驾一马，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

汉代马车的种类复杂、名目繁多，除上述几种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皇帝乘坐的玉辂、皇太子与诸侯王乘坐的王青盖车、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耕车、仪仗中载乐队用的“鼓吹车”、“金钲车”、乐舞百戏中的“戏车”、行猎用的“猎车”、丧葬用的“辒辌车”、载猛兽或犯人的“槛车”等等。尽管类型众多、名称各异，但如果就乘者的姿势而言，还可以把所有的车分为站乘的高车、坐乘的安车两大类。西汉初，乘车时还讲究扶轼俯首之礼，保持端正的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车。至西汉中期后，统治者讲究舒适、享受，坐乘安车才渐成风习。东汉以后，就无车不坐乘了。由于当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所以出门乘车与否标志着人的身份的尊卑。而乘何种车，有多少导从车及骑吏，又是乘车者官位大小的象征。汉代的车舆制度始创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以后继位的皇帝又都陆续增补修定，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如上所述，不同等级的官吏都有相应的乘车。这些车虽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形制基本相似，有差别的只是构件的质地（金、银、铜等）、车马饰的图案（龙、凤、虎、豹等）、车盖的大小和用料（布、缯等）、车篷的形状、用料以及驾车的马数量的不同而已。另外，除大小贵族和官吏本人乘坐的主车外，还规定了导从车和骑吏的数量。如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二人；骑吏皆骑马、带剑持棨戟为前列开道。总之，乘坚策肥，前呼后拥，是贵族官吏们表现其地位和权势的绝好机会。所以，车马出行成了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已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内多有反映车骑出行的石刻画，史书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汉代交通发达，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牛车自古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因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因此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在政治上却无任何地位，被划归为“庶民”、“小人”之列。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至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随葬的牛车坑，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这种重马车、轻牛车之风至秦汉犹存。因此，汉初“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一事，被史学家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而载入史册。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舆服志》），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汉代牛车的模型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牛车模型，形制为双辕，双辕前端缚一半环状槅（即牛轭），槅驾一牛。轮较小，低于车厢，辐十支。长方形车厢，后有栏板，略高于边栏，上有横杆，车厢前空无栏，上坐一“驾车奴”，手执赶牛棒御车。武威另一处汉墓（磨咀子）出土的木制牛车模型与雷台铜牛车形制一样，只是车厢前有栏板。由此可见，汉代牛车与今大车略同。汉代牛车由于采用直辕形式，所以支点较低，在平地上行车时远比曲辕的马车平稳安全。加上辕直，制做时便可选用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车辕的坚固性，而无须像马车那样附设加固杆。汉以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于是直辕的优点渐渐显出，直辕车开始盛行，而曲辕车渐渐被淘汰。无论是乘人的马车或载物的牛车，皆须在较宽敞的道路上行驶，而不适于在乡村田野、崎岖小路和丘陵起伏地区使用。因此在西汉末东汉初，一种手推的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今SD）和巴蜀地区（今SC）出现。SC成都汉墓的画像砖，蒲家湾汉代石阙，SD嘉祥汉武梁祠的“董永故事”画像石上，都有独轮车的形象。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面拉，载人载物均可。在狭窄之路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手推车在汉代并不叫独轮车，而是称“爃”（音茕）。《说文?车部》曰：“爃，车揉规也，一曰一轮车。”这大概是对独轮车的最早记载。以后又有“鹿车”之称。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说：“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据专家考证，应劭一说，实为望文生义的解释。汉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属一种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而这种手推车就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形似“辘轳”，所以称其为“辘车”。此说更为合理。(13)至于“独轮车”之名，要晚到北宋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才看到。相传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以运输粮草。“木牛流马”是从汉代的辘车改制而成的。“木牛”即指辘车，不用牛马也能行车，好像一头不吃草的牛，“流马”意即独轮转动灵便，运行轻快，如同能流转疾奔的马。辘车起源于穷乡僻壤之地，自然使用者也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另外，当时一些贫寒文人或落魄之士，因无资格乘马车，于是坐这种辘车。独轮车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以自身经济而实用的长处，历二千余年而未绝迹，至今在我国一些山区或边远乡村中，各种式样的独轮车仍在使用，尽管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形制却相差无几，可以说都是渊源于汉代的辘车。据考证，在欧洲出现独轮车已是离汉代一千年以后的事了。

四、两晋南北朝至唐的牛车

汉代乘坐马车，礼仪繁缛，要受许多所谓“乘车之容”、“立车之容”等条规的限制，乘者必须时刻保持着君子风度，而不能随心所欲。这些对汉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士族阶层确实是件使人拘束的事。于是他们开始把喜好转向牛车。

牛车行走缓慢而平稳，且车厢宽敞高大，如稍加改装，在车厢上装棚施幔，车厢内铺席设几，便可任意坐卧，这对于养尊处优、肆意游荡的士族大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所以，魏晋以降，牛车逐渐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乘坐牛车不仅不再是低贱的事，而且已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了。特别是东晋南渡以后，江左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

据记载，晋元帝继大统之后，始造大辂，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其后皇帝喜乘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辅佐晋元帝即位的王导，以丞相之尊，也乘坐“短辕犊车”。乘牛车也和乘马车一样，有上下等级之分。诸王乘犊车，因以云母饰车，故又叫“云母车”。这是一种带屏蔽、驾八牛的豪华牛车。三公有勋德者乘“皂轮车，驾四牛，形制犹如犊车，但皂漆轮毂，上加青油幢，牛丝绳络”。诸王三公还可并乘通幰车，“驾牛，犹如今犊车制，但举其幰通覆车上也”，幰，即车上的帷幔。“通幰”，即在牛车顶上自前到后悬挂的一张大帷幔。一般大臣乘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皂轮（车），但不漆毂耳”。（以上几条均见《晋书?舆服志》）及至南北朝时，牛车更是日益风行。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驾牛十二”（《魏书?礼志四》）。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比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如此，南朝亦不逊色。正是由于士族大姓贪求舒适，醉心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致车速快、舆敞露，属于汉代轺车系统的那类马车乃完全绝迹。甚至郊野之内，满朝的士大夫“无乘马者”（《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谁要骑马或乘马车，还会被别人弹劾，有的士大夫从来就没见过马。乘牛车之风习，直至隋唐五代也鲜有变化。《新唐书?车服志》曰：“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综观上述情况，可知当时统治者乘坐的高等牛车主要有“通幰牛车”和“偏幰牛车”两种，其中又以前者地位最高。“偏幰”，即牛车的帷幔只遮住车的前半部。这两种车在帷幔底下还有车棚，棚一般有檐，早期的檐浅，至唐代，棚檐已变得很深，称为“长檐车”。通幰牛车形象最早见于GS嘉峪关晋墓壁画中。(14)该车双辕双轮，车厢形似太师椅，有卷席篷顶，其上覆盖一张大帷幔。这种通幰车装饰比较简朴，以后逐渐向豪华奢侈型发展。如敦煌莫高窟61窟宋代“火宅喻”中画的通幰牛车，（图5）长方形车厢上立棚，呈封闭状。车门设在后边，垂遮帷帘。棚前和两侧开有棂格窗。棚顶呈拱形，前后出长檐。棚顶四角各立一柱，四柱上支撑一顶大帷幔。帷幔绣以梅花图案，四周边垂缀丝穗，极华丽。御车人扶辕步行。主人则坐卧于高大严密的车棚内，可谓逍遥自在。南朝画像砖上，可以见到偏幰车的形象。(15)其形制也是双直辕驾一牛，棚顶前施一帷幔，遮住车的前半部。（图6）除这两种高等牛车外，考古资料中还常见一种立棚但不施幰的牛车。(16)这类牛车大概属于“油幢车”之类，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民间所用牛车，多是无棚的“柴车”，敦煌壁画中一些唐代“农作图”上，就绘有卸辕等待拉运粮食的这类民用牛车。

五、太平车与平头车

北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个武功不振的封建王朝，在其建国时，北方和西北有辽、西夏政权与之对峙。而辽、西夏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是产马之地，这就造成北宋马匹来源困难的处境。继而金取代辽，雄踞北方，最后南下灭了北宋。及南宋建立，偏安江左，良马更是奇缺。因此两宋承袭隋唐之习，驾车以牛为主，间有骡、驴。自两宋始，乘轿之风渐兴，统治者畏惧乘车之颠簸，而醉心于坐轿之舒适，出行时但求安稳不求快速。由于两宋对制车业极不重视，致使我国古代制车技术自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近代也没有很大的改观。而原先远远落后于我国的西方制车技术却逐渐得到发展，并很快超过了我国。当西方已出现转向自如，轴舆间装配有弹簧的豪华型四轮马车之时，我国却还在沿用自汉代以来就一直使用的双辕双轮车。历代车制除在车舆的形制和装饰上有所变化外，其基本形制无大改进。宋人或骑马或乘轿，极少乘车，因此宋代的制车业便主要以制造载货的运输车为主。这种载货的车当时称“太平车”。这种“太平车”的形象人们从宋代的一些以车、船为题材的画中可窥见一斑。北宋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十余辆不同式样的车，其中几辆用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是太平车，其形制和文献所记载的完全相符。不同之处是拉车的牲畜头数没有二十余，且车后也无系随的驴、骡。（图7）从图中可以看出，太平车的行走方式与以前的车不同，即由人驾辕，牲畜拉车，缰绳一端缚绑在骡颈的轭套上，另一端缚扎在车轴上。显然采用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很慢的，正适于但求负载多，不求行车快的要求。太平车是作为短程运输之用的车，在当时还有一种用于长途运输的载货车，叫平头车。平头车“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东京梦华录》卷3）。除《清明上河图》以外，五代卫贤《闸口盘车图卷》、宋朱锐《溪山行旅图》、《盘车图》等画中也有这种车。它们都是一牛驾辕，辕牛前有拖曳的三牛或四牛。车身高大，轮与车厢齐平，车厢上加拱形卷篷，在长途跋涉时以防货物遭雨淋和日晒。卷篷和车厢之间有一隔板，似为堆放车夫的行李物品处。车夫在一旁行走，用手牵牛鼻绳。在这几幅画中，这种平头牛车均是几辆车结队而行，想必是一支支有组织的长途运输队。这种牛车运输队在宋代极为普遍，每年全国各地向东京“纳粟秆草，牛车阗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东京梦华录》卷1）。

六、明清的骡车

明清时的车多用一或二骡挽行，因此统称“骡车”。但为区别乘人的车与载物的车，又有“大、小”之分。乘人的车为小车，因其有棚子、围子，形如轿子，因此习惯上又称之为“轿车”。载物的骡车就叫大车或“敞车”，其车厢上不立棚，无车围和其它装饰。轿车都是木制的，普通百姓坐的用柳木、榆木、槐木、桦木等制作，皇室和贵族坐的则用楠木、紫檀、花梨等上好木料制作。（图8）车成型后，再髹以油漆，一般是栗壳色、黑色。好木料用本色油漆，谓之“清油车”。一辆轿车由辕、身、梢、篷、轴、轮几大部件组成。车辕为两根圆头方身的长木，后连车身、车梢，构成整个车的“龙骨”。车厢坐人处一般用木板铺垫，讲究点的，木板中心用极密的细藤绷扎，类似现在的棕绷床。其上置车垫子。在车辕前架有一短脚长凳，名“车蹬子”，平时架在辕前，乘者上下车时，便取下做垫脚用。另外车辕前还横置一根方形木棍，停车时，用以支撑车辕，以便减轻牲畜所负的重量。车厢上的棚架，上有卷篷，有的车棚形似轿身，呈竖长方体，上有穹窿顶篷。篷均用竹蔑编制，外面裱糊一层布，布上再涂一层桐油，可防雨淋。车梢尾部较宽，可用来放置行李箱笼，无行李时，还可倒坐一人。车轴木制，位于车厢中部的重心上。车辋是用硬质木破成扇形木板、开榫拼接而成，中心以硬木为毂，最后用16根木辐连接毂与辋而制成木轮。轮的拼接处用大铁钩钉牢。轮框和辋的触地滚动部分都密钉大型蘑菇头铁钉。讲究的车还有许多金属饰件，如后梢横木上的“填瓦”，车厢套围子的“暗钉”、“帘钩”，车辕头的“包件”等等。这些饰件或以黄铜或白铜刻花，豪华的还有景泰蓝、鑛金银丝。一般来讲，车棚是由木格组成，并不能遮风挡雨，所以往往还要包一层布围，以避风雨。这种布围称车围子。无论是贵族乘坐的高马车还是平民乘坐的普通轿车，其形制没有多大差异，但车围子却有着很大差别，从其用料、缝制工艺、颜色等便可区分出轿车之间的差异。豪华轿车的车围子或用绸子或用锦缎制成，冬天用皮，夏季夹纱。嵌玻璃，绣珠宝，顶绦子，垂穗子，装饰华丽，变化万千。在颜色上也是各有等级，不得僭越。皇帝用明黄，亲王及三品以上的官用红色，其余用宝石蓝、古铜、绛色、豆绿等色，各随车主爱好。庶民百姓使用的轿车围子只能是棉布或麻布制成，颜色也只能用皂青色或深蓝色。不论是高等轿车还是普通轿车，一般不用白色，因为白色是重孝的服色，不能随便使用。车围子左右还要开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上嵌玻璃，讲究的车前后左右均开窗，最多的可以开十三个大小不一的窗户，称之“十三太保”，窗形状也各异。车门设在前面，上挂一个小夹板帘子，中间也嵌有玻璃，放下可以望到外面。夏天可换成细竹帘。不上围子的轿车，叫“光架子骡车”，一般不能上街，因犯人处决时，常乘这种车去刑场。所以，再破敝的轿车也要上个围子，铺上垫子才能使用。当乘轿车之风兴起后，各种名称的轿车也就随之产生，如夏枝巢在《旧京琐记》卷1中所说的：“旧日乘坐皆骡车也，制分多种：最贵者府第之车，到门而卸，以小童推之而行。出则御者二，不跨辕，步行于两旁，健步若飞，名之曰‘双飞燕’。次曰‘大鞍车’，贵官乘之，京堂以上，障泥用红，曰‘红拖泥’。其余皆绿色油布围之，曰‘官车’，寻常仕官乘之。曰‘站口车’，陈于市口，以待雇。‘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还有奔驰于通衢，走长途涉远道的专线运送乘客的轿车。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人力车和汽车在我国的出现，轿车数量日渐减少，多为乡村中地主豪绅拥有，且以妇女乘坐为主。在交通不便之地，也有人使用这种轿车。其时车的装饰极为简单，车厢立棚，外面覆以蓝布幔帐，前面挂帘。二十年代后期，“此项轿车，日渐减少，近日唯有婚丧喜庆之家用”（《民社北平指南》）。而解放以后，这种以骡驾引的轿车已作为历史的遗迹，陈列于民俗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以畜力挽车运货的车叫大车，其形制在轿车部分已提及。明清时，以骡驾为主，其后又有马驾、驴驾，因此又称马车、驴车。大车的使用时间最长，与它同期兴起的许多交通运输工具都已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后被淘汰，唯有大车，至今仍活跃在我国的广大乡村中。吕晓文的网络小说，求月票，求打赏，起点中文网如下：1，《乡村教师的爱情》http://k.qidian.com/Danben/ShowBook.aspx?bookid=33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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