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之上，未经廷议即公布开海诏书以来，崇祯皇帝始终都在做着应对朝廷内外、御史言官们反对开海的准备，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却是，他还没有等来朝臣的反对，就先等来了山西的军情。

朝臣们因为过年休沐期间衙门封印不办公，也还不方便往通政司呈递奏折，与皇帝争论开海问题，但是活跃于陕北的流贼，却不会因为大明朝廷的官员和百姓都在过年就不作乱。

崇祯元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之夜，在陕北最早起事的乱贼头子府谷贼王嘉胤，与白水贼王二、安塞贼高迎祥、宜川贼王左挂等各路大小贼头，率领麾下乱贼，分作数股，趁着山西明军在大年夜里毫无防备的时机，先后越过了寒冬腊月里冻得结实无比的黄河，一举闯进山西境内。

这些在陕北境内被孙传庭、贺时雨和马懋才等人领着延绥镇官军，追杀得无处藏身的流贼头领们，一下子如同龙归大海鸟入林。

在进入山西沿黄一线之后，王嘉胤、王自用等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在正月初一、初二两天之内，先后分头攻占了山西沿黄一线的吴堡、永和、吉州三座县城，杀了县官，抢掠商民，山西沿黄一线顿时陷入大乱之中。

且说十月底的时候，安塞贼高迎祥率领麾下的马贼队伍，在延安府治即肤施城外，被内外夹击的延绥镇明军击败之后，裹挟着陕北饥民突围北上，先是抢了安定县城，然后率众逃往清涧方向。

而府谷贼王嘉胤、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等人，同在肤施城外被击溃后，裹挟驱赶着饥民往东逃窜，并一路攻陷了延长县城。

孙传庭、贺时雨率领延绥镇五千骑兵，一路从榆林卫南下作战，眼见大战了一场，击溃了贼军，保住了延安府治所在肤施城，两人略略放下心来，兼且斩首不少，人困马乏，只好先进入肤施县城休整。

次日，听闻流贼大部往东而去，又是一路破城抢掠，孙传庭、贺时雨与马懋才一商议，留下了马懋才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监军标营，继续保护延安府城肤施和距离此地不愿的甘泉峪，孙传庭与贺时雨则继续率领延绥镇五千骑兵往东追赶流贼大军。

当孙传庭与贺时雨赶至相对较近一点的延长之时，府谷贼王嘉胤、白水贼王二和宜川贼王左挂，又已经往南奔宜川流窜而去了。

孙传庭与贺时雨在残破不堪的延长县城，休整半日，补充了食水，商议一番之后，决定往南追赶，然而未及出城，就接到了从延安府城马懋才处传来的消息，说是绥德贼紫金梁率领大批流贼饥民，突然包围了绥德州，日夜不停攻打，绥德州城危在旦夕。

孙传庭与贺时雨一听之下，不得不放弃了往南追赶大贼头王嘉胤等人的计划，转而北上延川。

延绥镇之所以叫延绥镇，一个是因为延安府，另一个就是因为绥德州，这是延绥镇辖内除了治所榆林之外，另外两个不容有失的重要城池。

如今陕北虽然乱成了一片，县城一个接一个被流贼攻破、占据和抢掠，但是府城、州城却还没有被攻占过，孙传庭可不想在自己这里打破了这个先例。

因为与县城相比，失去一个州城的影响就要大得多，意味着陕北的乱贼到了失控的边缘。

如今年纪轻轻就是一任巡抚的孙传庭，可不想给远在京师的皇帝和朝廷重臣留下这么个无能的印象。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简单说说陕北流贼之间的关系了。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大贼头，在后世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可是王嘉胤、王自用这两个人，听说的就不太多，提起来，很多人未必能知道。

但是这两个人在此时陕北乱民之中的名气，却比安塞马贼高迎祥要大得多了。

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这些人，现在更是还没有闯出自己的名号来，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落草当喽啰呢。

王嘉胤这个延绥镇定边营的逃卒，算得上明末陕北农民军的第一代领袖，而王自用则在王嘉胤死后继承了王嘉胤的部众，成为了陕北农民军的第二代领袖。

至于安塞马贼高迎祥，造反之初，只是带着队伍投奔王嘉胤的一股乱贼即安塞贼的首领而已，此时还是王嘉胤麾下的一个部将罢了，直到王自用死了之后，他才被推举为陕北群贼的第三代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