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这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却为一个刚认识的卖烧饼的小贩慷慨解囊，这便是“我的朋友胡适”。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

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怎么会一定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不过是胡适看到了芝麻饼，就想起了“我的朋友”袁瓞。